濟變量的性質以及它們之間的數量關系，需要有微觀基礎，而這就涉及到經濟理論。另一方面，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對理解宏觀經濟變量的性質也是很有助益的。例如，Granger（1980）討論了微觀消費函數的加總問題。他假設個體之間的邊際消費傾向系數有所不同，而且微觀個體的邊際交易傾向的數值可視為是從貝塔分布中產生的實現。加種以后的宏觀消費變量與原始個體消費變量的統計性質將出現本質區別：雖然微觀個體的消費是一個短記憶的時間序列，但是加種以后的宏觀消費變量將具有長記憶（Long memory）的時間特性?？傊?，推動各個統計學科的交叉與融合將促進各個學科的發展，包括經濟統計學。不管是計量經濟學、經濟統計學或是數理統計學，這些相關學科都有它們共同的基礎，即統計思想與統計思維。因此這些學科完全能夠在互相交叉融合中不斷完善自己。同時，也有可能因此產生一些新的交叉學科。例如，實驗產生的數據與現實觀測經濟數據有很多不同特點。特別地，經濟觀測數據是各種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而且具有不可實驗性（即不能通過重復實驗獲得），因此一般情況下沒有辦法將其中某一或某些因素所產生的經濟后果準確地分離測度出來。而實驗經濟學則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通過控制實驗條件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從而可以較精確地測度所關注因素所產生的后果。實驗經濟學實質上是通過可控實驗改進經濟測度，從而可以更好地研究經濟行為與經濟規律，包括經濟因果關系。事實上，實驗經濟學與經濟測度學及計量經濟學的交叉與融合，正在產生一個新的交叉學科，即實驗計量學（Experimetrics）。有關這個新興交叉學科，可參見El-Gamal & Grether （1995）， Bardsley & Moffatt （2007）， Andersen, et al.（2010）以及Conte，et al.（2011）等。第四，為了發展經濟統計學，必須大力推動國際化，通過國際化推動經濟統計學的發展。在中國，經濟統計的歷史相比西方國家短得多，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只有30幾年歷史，相比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已有幾百年歷史，在統計資料搜集、統計方法與工具等各個方面，還有較大差距。上個世紀70、80年代，中國國家統計局和廈門大學合作，提出了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是西方經濟統計學、現代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一個范例。今天中國的經濟統計學同樣可以從國外相關學科學到很多有益于自己學科發展的知識。例如，眾所周之，GDP大體反映了一個經濟體社會財富水平。但是GDP作為描述經濟發展的指標，有很多缺陷，既不能精確地反映總量，也不能反映經濟活動的質量與效益，更不能反映經濟結構、社會分配、民生改善、以及對環境破壞的程度等等。認識到GDP的種種缺陷，國外學者，包括經濟統計學家、經濟學家，過去幾十年提出各種指標，試圖修正GDP的缺陷，比如Nordhaus & Tobin （1972）  提出了去除環境污染和交通堵塞等成本的凈經濟福利指標；Repetto, et al （1989） 提出了扣除資源損耗成本的國內生產凈值；Daly & Cobb （1989） 提出了將財務分配狀況、社會成本等因素計算在內的所謂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Pinter & Hard （1995）提出可持續發展指數；Von Weizsacker, et al. （1997） 提出了綠色GDP概念，等等。這些對構建適合刻畫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與發展水平的指標都有很好的借鑒意義。第五，順應時代發展潮流，與時俱進地發展經濟統計學。我們目前正處于一個大數據的時代，大數據提供了極其豐富的信息。如何有效地獲取大數據中有用信息，統計學無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方法、理論與工具。與此同時，大數據也為包括經濟統計學在內的統計學等分支學科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廣闊的空間。例如，包括跨境電商在內的電子商務，正在中國蓬勃興起，深刻地影響了貿易、購物、消費乃至生產形態。如何統計電子商務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顯示經濟統計問題，這也為經濟統計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又如，大數據使得以較高頻率測度宏觀經濟變量成為可能。目前絕大多數的宏觀經濟變量（如CPI）最高頻率只有月變數據，在大數據條件下，完全有可能獲得更高頻（如每周）的宏觀經濟數據，這樣可更及時反映客觀經濟運行情況。第六，加速經濟統計學教材更新換代，盡可能地全面反映幾十年來中國乃至世界上經濟統計學和現代統計學的研究成果。在國外，不論是統計學和經濟學相關專業，大都沒有經濟統計學課程設置，因此也就沒有相應的教材。這與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其他經濟學課程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國經濟統計學教育必須更加注重教材建設，在明確學科定位的基礎上，總結國內外各個相關學科以及經濟統計的理論與實踐，盡量汲收國內外所有有用的研究成果與經驗，爭取使經濟統計學的研究與教育不但成為中國經濟學教育的一大特色，同時也成為引領世界前沿研究的國際化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