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簡介：《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王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該書是作者近年來關于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介紹、評論、推薦、辯論的28篇文章合集，歸為理論思考、產業政策、中國經濟等幾大部分，對這門新理論進行了全面、獨到、通俗的講解，并涉及了很多近年來改革與發展領域的熱點問題，具有很高的可讀性。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每個時點上的生產力和產業結構是由該時點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的，作為上層建筑的制度安排則需與之適應。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要素稟賦狀況各異。在發展中國家，資本較為稀缺，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在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要素稟賦結構在每個時點是既定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將發生變化。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邏輯是，任何經濟體在每一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是該經濟體在此時點的總預算，而要素稟賦結構決定著要素的相對價格，并由此決定在那個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結構主義的失敗在于不了解產業結構是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的，誤認為發展中國家市場中的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產業發展不起來是市場失靈所致，因此主張由政府直接動員和配置資源來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產業。但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相對短缺，在這類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此類產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保護補貼下才能建立起來并繼續生存。所以，結構主義強調的市場失靈，是對發展中國家資本密集型先進產業為何不能發展壯大的誤判。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則在于，對政府失靈的原因缺乏正確的認識。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市場扭曲，是政府為保護趕超戰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而存在的。若取消保護補貼，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必將倒閉，進而引發失業和動蕩，經濟發展無從談起。同時，一些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是國防產業的基礎。為避免社會動蕩和損害國防安全，轉型中國家推行了“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取消保護補貼后，實施隱蔽的保護補貼，但其效率更低。新結構經濟學為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為何成功也提供了合理的解釋：給予原來優先發展的產業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以必要的保護，有助于維護經濟和社會穩定；放開對原先受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部門的準入，有利于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進而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的快速增長積累了資本，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逐漸獲得了自生能力，當傳統部門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時，再取消保護補貼，就可以實現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個經濟體按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來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經濟取得穩定、快速、包容發展的最佳途徑。企業會按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必須能夠充分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而這種價格體系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存在，而所有的有效市場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前提。隨著技術的創新和產業的升級，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必須隨著產業和技術水平提高的需要而不斷完善，因此，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必須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以克服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以及改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協調等市場失靈問題。
    發展中國家軟、硬基礎設施普遍不足，但是，政府的資源和執行能力有限，只能針對所要發展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需要來完善軟、硬基礎設施，也就是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針對特定產業的“產業政策”才能發揮“有為政府”所應該有的作用。從歷史經驗來看，許多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是，尚沒有不用產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不用產業政策而繼續快速發展的發達國家。我們不能因為有些產業政策的失敗而否定產業政策的必要性。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絕大多數產業政策失敗是因為政府所要支持的產業違反了比較優勢，這些產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長期的保護補貼，這就導致了資源錯配，滋生了尋租和腐敗行為。成功的產業政策應該通過因勢利導使企業進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這種產業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要素生產成本在國際同行業中處于較低的水平。但在國際競爭中，由于電力、交通基礎設施、金融、法制等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導致了企業的交易成本和總成本太高而缺乏競爭力。產業政策的目標就是，通過改善基礎設施、金融、法制環境等以降低交易成本，并給予先行企業一定的激勵以補償其外部性，將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快速發展成為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
    新結構經濟學誕生不久，已得到經濟理論工作者的廣泛關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是我國發展經濟學界青年學者王勇經多年深入思考，在參與學界的各種討論中形成的優秀學術成果。其主要貢獻在于：第一，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地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分析框架、核心觀點及政策內涵，有助于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更加全面、準確地認識和看待新結構經濟學；第二，提出了對新結構經濟學主張的產業政策的深刻見解，并指出經濟學家們應果斷拋棄“產業政策究竟應不應該要”的意識形態糾纏，著力研究如何幫助制定和執行正確有效的產業政策；第三，總結了各類有限政府的不同內涵，闡釋了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的界定，探討了新結構經濟學中“有為政府”的“動態變遷”與“改革”內涵，分析了“有為政府”與“有限政府”的主要區別，澄清了一些學者對“有為政府”的誤解；第四，分享了作者對相關經濟發展問題的獨到思考，并結合有關經濟專題，展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我相信，展讀此書對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和關心中國經濟學科發展以及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廣大讀者大有裨益。希望更多的經濟理論工作者關注中國實踐，注重理論創新，為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