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簡介：程霖，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系主任。研究領域涉及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外經濟思想比較、中國管理思想史、經濟史學史等。陳旭東，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涉及經濟史學、中國經濟等。近期就新中國經濟增長思想的發展演變發表觀點。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從解放之前積貧積弱起步，取得了空前的增長成就，已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對全球減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70%，完成了從經濟落后國家到中上等收入國家的成功躍遷?；仡櫺轮袊洕鲩L思想的發展演變，不難發現其呈現出三大趨勢，即理論范式多元化、內涵層次立體化、研究內容具體化，使得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動力和路徑都逐漸明確。
    一、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理論范式多元化，共融于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增長實踐，使得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逐漸聚焦于現代化經濟體系。
    改革開放之前，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中國主要以蘇聯模式為參照系，以計劃經濟理論為指導來推動經濟建設，西方現代經濟理論則被摒棄。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啟和推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目標的逐步確認，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開始得到更多傳播和應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現代經濟學包括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如“結構主義增長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等，為中國經濟邁入高速增長階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
    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就已有了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相關的初步討論，只不過當時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提出的，也就是要從外延擴大再生產轉變到內涵擴大再生產。進入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建設目標的確立，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相伴生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弊端逐漸顯山露水。1995年，中共中央在關于“九五”計劃和二〇一〇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就曾提出，要“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是首次明確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納入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文獻，當時的目標主要是希望改變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狀況。
    進入新世紀，在加入WTO的紅利下，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但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問題也日益突出，于是在政策文件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替代。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更使得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進一步顯現。為此，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著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著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著力培育開放型經濟發展新優勢”。十九大報告又做出新的戰略判斷，認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這一系列提法彰顯了黨中央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認識的不斷清晰和持續深化，以及對于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認知的清晰化、具象化，那就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二、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轉變
    內涵層次立體化，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轉變成為共識，使得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動力逐步明確為效率和創新驅動。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中國開始實施“趕超戰略”，謀求迅速發展以趕超英美發達國家。不可否認，在一定時期內，這一戰略有效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也帶來了弊端。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以及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化，人們逐漸認識到，生產要素除了傳統的勞動、土地、資本三大要素之外，還包括知識、技術、制度、企業家才能、人力資本等創新要素。與中國傳統的外延式經濟增長方式主要靠廉價勞動力要素和海量實物資本的大規模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不同，現代的內涵式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通過知識、技術、企業家精神、人力資本及制度的不斷創新來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發展，生產要素的成本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其優化組合也面臨越來越復雜的局面，要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必須深入研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背后的驅動力轉換問題。
    中國經濟的長遠可持續增長和發展，不應該也不可能一直依靠要素驅動來實現，有賴于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成功轉變。這已經逐漸成為政府和學術界的共識，而這也正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背后所對應的發展驅動力轉換需求。正如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是，發展方式和發展驅動轉型又是有其制度前提的，它有賴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否則不可能取得成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對于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所提出的創新制度供給迫切需求的響應，要提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制度環境。
    三、五大新發展理念指向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補齊的短板
    研究內容具體化，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成發展關鍵詞，使得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逐步明晰為五大新發展理念。
    新中國經濟增長思想經歷了一個從寬泛到具體的轉變，特別是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目標的確立，各個領域內的體制機制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均被提上政府議事和學界研究日程。在此過程中，技術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環境經濟學、能源經濟學、國際經濟與貿易、財政學、網絡經濟學等學科的概念、范疇、方法等紛紛被引入，經濟增長的研究內容不再僅僅停留于宏大敘事，而是變得更加豐富、具體，切中經濟發展方式中各領域的具體問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較大共識的政策建議主張。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是對以往經濟發展方式實踐經驗的總結升華，也是新時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行動指南。其中，創新是第一動力、協調是內在要求、綠色是必要前提、開放是重要條件、共享是行動準則。創新要求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的協同推進，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積極性，提升關鍵核心技術的自給率。協調要求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和互相融合。綠色要求構建完善資源和環境產權制度，以市場手段將環境污染、資源浪費行為的負外部性內生化。開放要求國際國內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共享要求政府對于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城鄉一體化，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不難發現，五大新發展理念中的每一個理念都指向了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補齊的短板，其中蘊藏著豐富的經濟研究課題。當然，也有不少學者基于歷史經驗指出了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存在著的路徑依賴障礙。那么，如何才能破除路徑依賴，實現增長和發展路徑由舊向新的轉換呢？學界的主要共識是，實現新舊路徑切換，必須以制度性改革創新來消除既有制度本身所帶有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