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因素在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龐大的人口基數為我國企業提供了充實的廉價勞動力，也為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成功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方面，人口紅利逐漸消融，人口老齡化、勞動供給短缺等問題開始凸顯（蔡昉，2010），另一方面，伴隨著戶籍制度的逐漸寬松，國內的人口流動愈加頻繁，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發生了約3億4千萬人次的遷移（Chan，2013），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Ma & Tang，2018）。在改革開放之初，伴隨著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飛速發展，大量勞動力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城市。而今，隨著我國中部地區的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以成都、西安等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不斷放寬落戶政策，我國已經開始呈現出勞動力回流中西部城市的跡象。在人口結構轉型和全國性人口流動日趨頻繁的背景下，基于微觀的視角研究人口結構轉型對出口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不僅有助于深入探討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實現“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的內在邏輯與必然性 ，而且有助于厘清我國出口貿易實現轉型升級的應對思路。

  鐵瑛、張明志和陳榕景的《人口結構轉型、人口紅利演進與出口增長——來自中國城市層面的經驗證據》一文，是張明志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人口結構變動與中國出口轉型升級研究》（項目批準號：17BJY146）的階段性成果。該文基于2000、2005和2010年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構建出城市層面包含人口流動信息的人口結構指標即“城市勞動人口比”，基于海關數據庫所提供的高度細化的企業出口信息，從微觀層面上探討了人口結構變動對出口的影響。研究發現，城市勞動人口比的提升或城市撫養比的下降會顯著促進出口，這一結論在多維度的穩健性檢驗下均保持穩??；城市人口結構變動對出口的影響會伴隨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漸弱化，即存在人口結構變動影響出口的“成本效應”；城市人口結構對出口的影響也會伴隨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而逐漸弱化，即存在人口結構變動影響出口的“人力資本效應”；城市人口結構變動對出口的影響主要源于對勞動力投入的依賴性。。

  針對于實證估計中潛在的內生性問題，該文進行了如下處理：一是采用了更具外生性質的核心解釋變量即人口結構；二是基于海關數據庫所提供的“企業-產品-目的國-貿易方式”層面的高度細化的出口信息進行實證研究，基本上規避了潛在的反向因果問題；三是構建出“企業-產品-目的國-貿易方式”高維面板數據，通過嚴格的固定效應控制大大降低了遺漏變量的風險；四是構建出城市層面撫養比等多個人口結構指標，通過《中國統計年鑒》獲取了省級層面的人口結構指標共同進行回歸，并對結果進行交叉比對，規避了解釋變量統計誤差的問題；五是對數據維度進行放縮處理，并在多個維度上對基準結果進行反復驗證；六是借鑒李兵和任遠（2015）的思路，尋找歷史變量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對基準結論的可信性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討論。

  與已有研究相比，該文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邊際貢獻：第一，構建出基于城市層面包含人口流動信息的人口結構指標，彌補既有研究關于人口結構指標構建的不足，使得基于城市層面研究人口結構與出口的關系成為可能。第二，基于城市層面來研究人口結構變動對出口的影響，并立足于微觀視角提出并驗證了人口結構影響出口的“成本機制”與“人力資本機制”，相比于已有基于儲蓄率機制的理論分析框架，是個有益的補充和改進。第三，該文的研究結論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該文的研究結論不僅給出了中國加快實現“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之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經驗證據，而且有助于解釋當前城市間的“搶人”大戰，為推進現有的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勞動力合理流動提供經驗證據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