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在貫徹落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中，要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因此，從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怎樣進一步平衡好政府調控和市場配置之間的關系，怎樣激活整個社會的創新能力從而引導經濟轉向高質量的長期發展，怎樣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對制度經濟學界提出了新的論題。為了深入探討這些問題，制度經濟學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并由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與經濟研究雜志社共同發起“中國制度經濟學論壇”。第二屆論壇于2019年11月23—24日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舉辦。本次論壇共收到150篇投稿，來自海內外34個高校和科研機構近百名專家學者獲邀參加了會議。本次制度經濟學論壇的開幕式由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才國偉教授主持。中山大學邰忠智副校長、《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劉霞輝教授以及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黃少安教授在開幕式上分別致辭。
  大會的主旨報告第一、二部分分別由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史晉川和《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劉霞輝教授主持。香港大學講席教授陳志武詳細對比了儒家禮制與其他思想的資源配置方式，研究揭示出中國選擇了基于血緣秩序來解決人際風險互助、資源配置，中國對宗族的專注阻礙了超血緣的制度發展，使得金融和法治缺乏發展的土壤。香港中文大學宋錚教授提出企業網絡的聚集有助于企業進入、資源重新分配，而企業網絡的局限性則包括配置不當、選擇低效、系統性風險等，未來仍需要建立更多的正式機制來促進長期的經濟增長。華南農業大學羅必良教授則重點關注當前學術界關于農地調整是否促進勞動力非農轉移的爭議，并且認為這是因為忽視了制度環境對產權的約束。廈門大學龍小寧教授從當前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與挑戰出發，闡述了當前知識產權侵權的新樣態，并給出了電子商務迅速發展的經濟學解釋，引出了《電子商務法》的必要性，最終提出法制的總目標。清華大學龍登高教授對非政府、非營利性微觀主體提供公共品、公共服務及公共管理的過程做出了討論，分析了士紳在過去組織與制度的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最終發現是法人、組織和制度而不是士紳推動了中國基層公共品的供給。浙江大學潘士遠教授測量了放松管制對HHI指數和行業平均利潤的影響，發現上下游行業的國企所占市場份額大幅下降，但上游部門的HHI指數仍然遠高于下游部門，放松管制可以促進競爭同時帶來更高的生產率。中山大學王曦教授設計了不同的規制措施研究中國影子銀行與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發現影子銀行的存在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并且對于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更大。復旦大學王永欽教授從金融的融資、保險、信息反饋三大作用以及債股這兩種基本金融工具入手，討論了抵押品的重要性，并提出產權和金融改革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主旨報告第三、四部分分別則由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陸軍院長和李勝蘭教授主持。廈門大學方穎教授梳理和介紹了工具變量的有關方法與檢驗，著重講述了當使用工具變量解決內生性問題時，工具變量質量較差會產生的嚴重后果以及相應解決問題的方法。中央財經大學陳斌開教授從金融危機與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多重失衡與經濟結構挑戰、內需擴大政策的無力等幾方面探討了我國為何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也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應注重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改革，同時促進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復旦大學寇宗來教授基于我國債券市場剛性兌付打破、信用危機出現、債券發生違約的背景，探究作為我國債券市場信息中介的評級機構是否有聲譽。通過引入評級機構與發債企業的距離，識別和測度了評級機構的市場聲譽及其聲譽的異質性。山東大學韋倩教授應用經濟學方法分析了英雄還未滅絕的原因、英雄的出現以及演化對群體的作用。通過建立模型模擬分析了具有英雄基因的群體如何入侵其他自利群體，以及具有英雄基因的群體如何入侵其他純粹利他群體。中山大學徐現祥教授著眼于當前我國商事制度改革這一重點改革領域，對各地落實商事制度改革措施進度不一致的現象進行了探討。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對初始經濟環境這一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初始經濟環境惡化使得實施商事制度改革的概率顯著提升約25%。山東大學黃少安教授發現北方城市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因素形成和發展，而南方城市則更多的由經濟原因形成和發展。北京師范大學羅楚亮教授發現在“城鎮非農”與“農村農業”人群之間各特征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并指出居民戶口類型并不改變城市化水平，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人群城市化水平可能存在高估。中國人民大學李三希教授基于近期中美關于知識產權之爭的事實，研究發現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可能成為雙贏的選擇，而采取強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的意愿性取決于南方國家的模仿能力，同時雙方信息不對稱會阻礙南方國家實施雙贏的強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盧現祥教授基于當前我國正積極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宏觀背景，著重提出了一些當前我國三農事業發展過程中值得思考的問題。
  同時，本次論壇還安排了九個分會場，涵蓋72篇優秀論文，分別圍繞經濟增長與轉型、制度與宏觀金融、制度與微觀金融、農村與農業經濟、制度與勞動經濟學、公共治理與公司治理、科技進步創新與創業、制度和產權理論、環境經濟學與國際經濟學等專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討。
  一、 經濟增長與轉型
  暨南大學李書娟研究發現，穩增長的微觀基礎是擁護政府政策的企業，該類企業的投資規模會隨著經濟增長目標的提高顯著增加。青島科技大學楊友才在擴展Solow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引入空間權重矩陣研究技術和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收斂速度的溢出效應，研究結果表明制度和物質資本溢出的存在使經濟增長率進一步提高，并且加權制度距離空間權重矩陣的引入顯著增加了城市人均經濟產出的空間依賴性。北京大學韓夏主要檢驗了市場化程度對政企關系價值的影響，研究發現市場化程度會正向影響政企關系的價值；同時通過相關機制檢驗證明了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良好的政企關系會給企業帶來更多的政府補助和創新補助。安徽大學姜燕探究了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的影響機制，發現高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阻礙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同時也會影響金融中介的不確定性規避，繼而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廣西大學郭南蕓從國內對項目制治理模式的研究出發，發現項目制治理模式確實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發展，經濟開放和科技創新強化了項目制對產業結構高度化的促進作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朱迪基于“三去一降一補”的現有政策文件，采用DID模型探討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影響。
  二、 制度與宏觀金融
  中山大學才國偉通過構建一個包含對外資產結構的兩國DSGE模型考察了對外資產結構對于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間經濟風險傳導的影響，通過實證檢驗發現兩國經濟的協動性與兩國債權和股權的資產結構顯著相關。中央財經大學于明哲采用CoVAR方法對五類金融機構的風險加速效應進行了測算，發現系統性風險的變動對于經濟變動存在基于不同經濟狀態的非對稱效應。山東大學陳言通過構建一個包含資產異質性的RBC模型比較了三類企業抵押約束，發現企業可以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以緩解借貸約束，通過鼓勵動產融資可以緩解經濟周期的波動性，長期有助于提高經濟總產出和社會福利。山東大學賀新宇提出土地財政模式會產生加速器效應從而放大經濟波動，即當經濟增速高時，土地增值預期強，土地財政為主的地方政府融資能力增強；反之，經濟增速下降削弱了土地財政為主的地方政府融資能力，并且該效應在晉升競爭強的地區更為顯著。
  西南財經大學賴黎研究發現，科創板正式稿發布期間，次新股和殼企業市場表現更差，注冊制推行將引導市場投資者回歸理性，提高資本市場定價效率。中山大學楊海生介紹了現有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研究，認為系統性金融風險應采用高維時變日頻VAR模型進行度量，通過實證分析表明流動性高、杠桿率高、規模小的金融機構更容易成為風險擴散型機構。復旦大學葛天明通過將721匯改至2017年的樣本劃分為三個階段，研究發現央行確實存在升值恐懼，并且從逆周期因子的啟用和停用來看，央行對人民幣貶值的容忍度越來越高。中山大學楊揚通過對標準FC模型進行改良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市場壁壘越高，落后地區投資越多；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投資效益差距越大，發達地區投資越多。
  三、 制度與微觀金融
  中山大學連玉君探討了質押新規的政策效果：短期而言，質押新規引起了積極的市場反應，質押風險公司的估值顯著提升；從長期來看，該政策則同時具有正面和負面效果。中山大學徐婷婷通過手工匹配2012年至2017年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的業績補償承諾與并購事件，研究發現：簽訂了業績補償承諾的公司更傾向于在并購后進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同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與承諾業績的完成情況有關。山東大學王鳳榮經過實證研究發現：中小銀行發展與企業研發投入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且中小銀行發展所帶來的企業銀行貸款增加是抑制企業研發投入的關鍵因素。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曾廣桃利用2008—2013年日本706家公司的面板數據，研究了社會責任績效期望對企業的影響機制，結論表明企業會將行業的社會責任績效作為自己的社會責任績效期望水平。該期望水平能促使高管把企業慈善行為作為一種快速提高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水平的方法。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楊慧琳運用多時點雙重差分模型分析高管從政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研究發現高管是否取得政治身份與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存在顯著相關性。暨南大學陳少凌基于機構投資者有限注意的視角，結合融資融券制度，探討機構投資者如何應對新聞報道及其背后的原因與機制。廈門大學柏培文分析了我國2014年至2016年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水平和收斂特征。結果表明，中國互聯網金融的整體發展水平沒有收斂一致。
  四、 農村與農業經濟
  廣東財經大學羅勇根研究發現經歷過饑荒的官員，更有可能規避操縱GDP，降低GDP操控風險，尤其是具有較高學歷和較短任期的官員在法律環境較好、市場經濟程度較高的省份，這種影響更為明顯。華南農業大學洪煒杰從大饑荒經歷的角度對農戶選擇家庭承包制進行解釋，研究認為具有大饑荒經歷的農民對家庭承包制具有明顯的制度偏好，農業機械化程度的高低會顯著影響大饑荒經歷作用于農民對家庭承包制的影響效果。山東大學李業梅研究發現我國農地拋荒問題并不嚴重，新開墾耕地一定程度上抵補了農地拋荒面積。
中南大學凌雙利用1978—2017年的農田水利投入產出數據及DEAMalmquist方法，從時間和空間維度考察了我國農田水利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趨勢。華南農業大學蘇柯雨以廣東省陽山縣推行農地整合確權政策為準自然實驗，利用跟蹤調查的三期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方法評估農地整合確權政策對農戶施肥行為的影響。中山大學畢青苗考察了村長和宗族的耦合效應對鄉村地區污染治理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村長來自前三大宗族對鄉村污染水平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大宗族網絡效應與多宗族制衡效應對鄉村治污沒有顯著影響，而問責機制渠道則沒有得到數據支持。華南農業大學張儷娜利用廣東省雷州半島獨特的“祖宗地”制度，考察了地權穩定性對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的影響。研究發現“祖宗地”制度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機制是提高了地權的穩定性，而不是土地的不平等程度。
  五、 制度與勞動經濟學
  復旦大學王永欽研究發現，機器人行業滲透率的增加會帶來企業勞動力需求的下降，且存在“就業極化”特征。機器人應用對企業的工資水平不存在明顯影響，機器人應用對勞動力需求的替代效應在高市場集中度的行業、高外部融資依賴度的行業和非國有企業中更為顯著。山東大學李珂涵基于“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性別分工觀念，結合目前所發生的女性初育年齡延遲、母乳喂養時長縮短等新變化，探討了為何會有這些變化以及產生變化的機制。復旦大學錢程基于2001—2017年上市企業的數據發現，當企業外部環境不確定增加時，企業會提高勞動報酬在營業收入的比重，直接原因是當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企業縮減雇員規模，提高職工平均薪酬。暨南大學周泳宏將政治變遷引入當地語言環境研究中，使用1991—2011年的數據發現，普通話和英語作為香港最重要的第二語言，都能顯著增加勞動力的市場回報，但英語帶來的回報要顯著高于普通話帶來的回報。
  華南師范大學董志強采用佛山市南海高新區“企業＋員工”匹配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工會主席津貼更多發揮的是激勵效應，并且基層員工擔任主席可以起到更積極的效果。湖北經濟學院江濤分析2001年小學數量大幅下降和出生率下降的關系，研究表明小學數量下降會導致出生率在樣本期間下降28%，影響機制在于撤點并校后上學距離變遠，家庭將花費更多的時間接送上下學，進一步影響出生率。山東大學梁超指出教育支出是公共支出中的重要部分，城市化進程中的基礎教育資源布局調整問題之一就是撤點并校政策。其論文采用漸進雙重差分的方法研究發現，撤點并校促進長期人力資本的改善，而從短期來看撤點并校的影響并不顯著。
  六、 公共治理與公司治理
  中山大學林文煉研究發現，個人投資者在決策過程中經常忽略與價值相關的會計信息。研究還指出，行為偏差會對投資者使用財務信息產生阻礙，從而對信息披露機制的正常運行產生負面影響。中山大學王霄陽從收入效應和時間約束效應兩個角度討論交通便利程度是否會對消費升級產生影響。實證結果表明，交通便利程度的提升總體上對居民消費升級有著先抑制后促進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學鐘粵俊用實證方法證明了撤縣設區改革會顯著影響企業家的時間配置，企業主經營管理企業的時間顯著增加、公關招待時間減少、企業攤派費用和公關招待費用也明顯減少。北京大學李欣澤通過雙重差分法證明了省級開發區升級能夠促進地區創新能力的提升，增加區域產業資本集聚程度，擴大企業的平均規模和地區工業用地面積，實現地區發展的質量提升。
  華中科技大學陳亞會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從勞動、技術投入以及產權屬性差異、區域差異等方面考察地區法律執行效率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發現法律執行效率對不同類別企業的作用存在差異，并非簡單的顯著正向影響。山東大學路文成運用雙邊市場的定義分析了平臺型互聯網企業的定義與特點，總結出平臺型互聯網企業具有高固定成本與低邊際成本、交叉網絡外部性、鎖定效應與轉移成本、競爭性壟斷等特點。中國人民大學朱光順從微觀層面系統地考察了非第一大股東委派董事對國有企業關聯交易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非國有非第一大股東委派非獨立董事對上市公司關聯交易行為有著顯著抑制作用，而國有非第一大股東委派董事對于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則沒有顯著影響。南京審計大學李想構建了一個包含企業、監管者、消費者三方的博弈模型，探討了社會監管力度、監管者和懲罰者三者之間的關系。
  七、 科技進步、創新與創業
  廈門大學王俊研究發現“三權”改革短期內沒有顯著效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能顯著提升高?？萍汲晒D化，但缺乏持續性。山東大學薛啟航以十九大報告中版權工作相關說明為研究背景，探究版權保護對版權產業發展的影響。通過實證檢驗認為，版權保護能通過影響創新投入來作用我國不同版權產業發展，其中對現代版權產業的作用更大。中山大學戴蕓回顧了與大眾創新話題相關的工資補償性機制、風險分擔機制、信貸約束機制等理論，并基于中國健康營養調查數據證實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可得性會顯著影響個人的創業決策，指出其作用機制為補償差異機制、風險分擔機制和信貸約束機制。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任巖基于近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重點探究了官媒宣傳對企業創新產生的影響，研究發現各省官方媒體關于知識產權的報道對企業專利的數量與質量均有積極作用，在不同條件下所發揮的效用存在差異。
  山東大學李亞飛基于政府創新獎勵政策研究了獎勵型研發補貼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通過構建比較靜態模型發現企業會根據補貼、企業創新能力和申請成本引起的資本增加的相對顯著性決定是否申請補貼，同時獎勵型研發補貼帶來的收入增加可以概念化為信號融資和創新正向機制。湖南工商大學謝冬水將土地資源錯配與城市創新力聯系在一起，從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場上大量供給工業用地、少量供給商住用地所導致的土地資源錯配視角，考察了工業用地和商住用地之間資源錯配對城市創新力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中山大學麥景琦認為公司激勵制度與公司研發活動之間存在關聯性，且科技法律制度與激勵制度存在交互作用，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隨著科技法律完善，研發不確定性下降，在研發決策階段，薪酬激勵的促進作用下降；在研發產出階段，董監高持股的促進作用下降，薪酬激勵的促進作用上升。
  八、 制度與產權理論
  山東大學易行嘗試實證分析馬克思主義傳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揭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國家能力、制度差異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東北財經大學胡蓉基于企業間敲竹杠行為的隱晦性以及數據的缺乏性，發現抵押機制和聲譽機制這兩種機制在現實中的應用較為簡便、效果良好，這兩種機制除了存在直接效應之外，還存在中介效應，且多種檢驗表明是顯著的。河南大學董保民利用早期國家遺產數據，考察了國家遺產與當代經濟發展的關系，特別驗證了財富反轉假說，發現國家遺產與當代經濟發展呈現正相關，但使用國家遺產作為明代人口密度的工具變量，發現財富反轉不能被拒絕。山東大學白彩全研究了羈縻制度與土司制度對正式制度的影響，結果表明土司制度造成了制度失靈，而儒家文化傳播降低了土司制度的消極影響，矯正了非正式制度的失靈。
  上海財經大學王丹將國內地區間并購規模與人力資本結構關聯程度相聯系，從地區人力資本角度探討企業異地并購的區位選擇。山東大學唐萬寧在嘗試解讀科斯主要論述的基礎上，將科斯定理當做一個制度選擇的分析工具，從這一視角分析反向占有制度的可行性。分析結果認為反向占有制度通過強制交易達成的資源配置結果，雖然在分配結果上能夠將房屋配置給最能充分利用房屋的乙方，但是由于忽視了經濟主體在遵循該制度時的外在成本，反而會增加社會交易成本。中山大學潘哲文主要采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探索了城市宗族對個體創業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發現，城市宗族提高個體創業概率高于農村宗族；對于創立私營企業的復雜創業行為，主要是城中村宗族產生作用，處于兩端的農村宗族和城市宗族均不顯著；與農村宗族相比，城市宗族所形成的社會網絡具有明顯的弱關系屬性。中央財經大學戴靜超研究了潛產權可能引發的權利糾紛，探討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下，財產使用權主體在使用財產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
  九、 環境經濟學與國際經濟學
  中山大學林沛娜研究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實施對地區污染物減排的影響，發現在實施政策之后，試點地區的污染物排放出現了明顯的降低，且該影響是通過降低企業交易成本、改善能源結構以及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實現的。中山大學黎天元研究了“限字令”政策與公共交通發展對城市空氣質量的影響，發現“限字令”政策明顯地改善了空氣質量，地上公共交通系統由于規模效應占主導地位，對空氣質量的改善沒能產生理想的效果。山東大學李太龍通過選擇不同的G20峰會舉辦城市組合構造準自然實驗，運用雙重差分估計方法研究了峰會的舉辦對城市環境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G20峰會的舉辦極大地提升了峰會期間城市及其周邊城市的環境質量。
  中山大學劉京軍從進口而非出口的角度出發考察了中國進口對公司投資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中國對各國家或地區的進口強度越高，相應當地企業的投資水平也越高。同時，他通過引入工具變量和基于中國加入WTO的自然實驗，發現中國進口與相應出口國企業投資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山東大學李增剛研究了制度距離對中國核心文化產品出口的影響，發現“制度距離”對核心文化產品的出口確實具有顯著的影響，其中政治、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距離”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而經濟制度的“距離”則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中山大學魯曉東研究發現進口國地緣政治風險會顯著減少貿易量及擴展邊際，且隨著地緣政治風險的上升，對貿易量及擴展邊際的抑制作用越大。中山大學段連杰基于2000—2006年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和海關產品層面交易數據，研究發現中國工業企業出口等待時間存在明顯的正向時間依存性，出口門檻的提高將顯著延長企業的出口等待時間，并且出口門檻對企業出口進入的抑制效應存在顯著的所有制差異、行業差異以及地區差異。
  十、 總結
  在閉幕式上，黃少安教授對本次論壇作了總結性發言，對參會論文的學術水平給予了高度評價，對論壇承辦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表示感謝。中國制度經濟學（2019）的成功舉辦，是對中國制度經濟學研究水平的又一次全面展示和檢驗，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引下對新發展理念的制度探索。與會學者們的深入交流切磋，必將助力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上創新突破，更有助于為國家發展貢獻學術力量。最后，黃少安教授宣布下一屆中國制度經濟學論壇將于20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