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參與第十九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籌備和組織工作的各位老師和學生志愿者的辛勤付出，文責自負。2019年9月20日至22日第十九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在武漢大學成功舉辦。本屆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高級研究中心主辦，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承辦。論壇共計收到國內外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文751篇，經過兩輪評審流程，185篇高質量論文脫穎而出，入選本屆論壇。來自全國數十所高校、科研機構以及境外高校的近兩百名學者齊聚一堂，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展開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2019年9月20日晚，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第三屆學術理事會第二次會議在武漢大學舉行。來自全國25家理事單位代表參加了本次會議。會議由經濟研究雜志社社長張永山主持。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宋敏教授致歡迎詞；理事會副理事長劉霞輝代表秘書處向理事會成員單位代表匯報了一年來理事會相關工作；會議審議并確定了首屆“中國青年經濟學家獎”獲獎名單；各理事會代表討論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學術發展規劃；討論并同意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為下一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的承辦單位。
   論壇開幕儀式于9月21日上午在武漢大學圖書館報告廳舉行，由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黨委書記杜曉成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黃群慧研究員，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趙雪梅研究員分別為本屆論壇致開幕辭。黃群慧所長在致辭中強調，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旨在推動全國青年經濟學者針對中國經濟問題積極開展研究，加強青年學者之間的交流，培養中國經濟研究的后備力量，努力為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實踐服務，建議青年經濟學者在研究中堅持經濟問題導向、堅持科學化導向和堅持經世濟民的理念。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趙雪梅在致辭中介紹了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學科建設和科研教學實力，并指出本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立足為國家高質量發展積極貢獻智慧，反映了青年經濟學者的責任與擔當，體現了青年經濟學者為國為民的初心和服務國家經濟發展的使命。
   隨后，論壇學術理事會副理事長、《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劉霞輝研究員匯報了本屆論壇的籌備、論文收審、“中國青年經濟學家論文獎”的改革情況?！督洕芯俊冯s志社社長張永山宣布第一屆“中國青年經濟學家獎”獲獎名單并主持頒獎環節。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馮帥章教授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陸毅教授獲此殊榮。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趙雪梅和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趙學軍為兩位獲獎者頒獎。
   論壇的主旨演講環節由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侯成琪教授主持，六位演講嘉賓為本屆論壇帶來了六場精彩的主旨演講。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宋敏教授主旨演講的主題為“信用評級膨脹”。宋敏教授指出，歷次金融危機說明，現有的信用評級并沒有為市場提供及時有效的信息，主要表現為評級膨脹。導致評級膨脹的原因主要為利益沖突（發行人付費模式）、評級行業市場競爭、與評級掛鉤的監管，而解決評級膨脹的最優途徑是施行投資者付費模式、限制評級行業市場的競爭、采納自由的監管方式。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趙學軍董事長主旨演講的主題為“非有效市場與大數據、AI賦能的基本面研究”。趙學軍介紹了嘉實基金在非有效市場中運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進行基本面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系列研究成果：開創性地定義了基于股票網絡連接性的系統性風險，將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應用于資產定價、波動率預測和風險度量，提出了比傳統ETF更優的資產配置工具Smart Beta。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龔六堂教授主旨演講的主題為“競爭錦標賽、土地財政與中國經濟波動”。龔六堂在一個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DSGE模型中引入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錦標賽，研究發現多級政府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錦標賽能放大并傳導住房需求沖擊，成為驅動中國經濟波動的重要機制；加入政府間稅收返還制度后，地方政府之間競爭進一步加強，房產偏好沖擊的放大效果也會隨之增強。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龍小寧教授主旨演講的主題為“研究品味的經濟學分析”。龍小寧認為，研究品味由研究項目的新穎性和重要性這兩個價值維度來度量，研究品味出現問題的原因在于海量數據的出現、計算成本的下降、新問題的研究標準降低，導致研究項目更加偏重新穎性，而重要性偏好不足。龍小寧提出，研究項目的評價體系尚需調整，應重視研究項目的重要性。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經濟學教材建設重點研究基地執行主任陳彥斌教授主旨演講的主題為“人工智能能否緩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陳彥斌通過構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齡化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發現人工智能能夠更大幅度地實現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提高資本回報率進而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促進全社會的技術進步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減輕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陳斌開教授主旨演講的主題為“不平等的經濟學”。陳斌開通過將經濟騰飛國家與經濟增長國家進行對比，指出不平等是現實存在的；將資本回報率大于經濟增長率視為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有悖于經典理論的。陳斌開教授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導致中國經濟不平等的關鍵原因在于：一是金融市場與利率差異；二是市場壟斷、信息壟斷和資源壟斷；三是由戶籍制度影響的勞動力市場。
   主旨演講之后，本屆論壇的“政治經濟學”“宏觀金融與政策”“土地制度與經濟增長”“勞動經濟學”“稅收政策與制度”“環境經濟學”等37個分論壇于21日下午和22日上午在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各分會場分別舉行。以下分六個專題分別進行綜述。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公共經濟學
   （一）政治經濟學
   關于社會生產關系和經濟發展的研究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重要議題。馮志軒等定量刻畫了積累和不平等交換對地區收入和發展水平的影響，發現價值轉移理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中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孫圣民等利用120個地市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獨特數據，估算了國家能力及制度差異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研究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對不同地方的政府能力產生了重要影響。周紹東等以“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唯物史觀原理為基本遵循，刻畫了新科技革命改進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具體路徑。李飛躍等發現通用技能比專業技能更適合跨部門、跨地區、跨層級的協調工作，對省級官員的晉升具有顯著正向作用。楊繼東等發現政治關聯顯著增加了私營企業的捐贈水平和捐贈傾向，且促進作用具有明顯的政治周期效應。
   （二）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張川川等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保）為例，發現個體參保概率與同村村民參與新農保的比例正相關，同村居民之間的信息分享是同群效應發揮作用的重要渠道。黃薇等基于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分析發現“新農保”養老金顯著改善了農村老人的主觀孤獨感受。蔡偉賢等發現“新農保”獨特的“家庭捆綁”制度使得“新農保”養老金收入顯著“擠出”子女提供的代際轉移支付。劉輝等發現社保征繳體制改革顯著地提高了企業的參保概率和繳費水平，稅務代征的效果較稅務全責征收差。倪驍然等基于2011年《社會保險法》實施的政策沖擊分析發現，社會保險征管力度的增強提升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股價崩盤風險。牛耕等發現以兄弟姐妹為代表的親屬網絡通過建立非正規的風險分擔機制促使家庭參與風險資產市場。Pang等發現從長遠來看美國地鐵系統城市級地鐵是緩解交通擁堵的有效措施。
   （三）財政政策
   在當前倡行經濟穩增長的主基調下，識別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對我國經濟平穩發展意義重大。范子英等發現財政補貼政策對市場競爭機制產生了較強的扭曲。梅冬州等發現以信貸支撐的財政擴張，會提高民營企業借貸成本，而去杠桿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金融加速器效應又使得企業外部融資成本上升，進而導致民營企業總體融資成本大幅上升。朱超等發現政府及社會救助和信貸在對沖疾病風險方面相互可替代，而醫療保險則是獨立不可代替的。孫晗霖等通過構建一個改良的生計可持續性指數（LSI）和BP神經網絡，發現將非農就業作為主要生計來源更有利于家庭生計的穩定和脫貧效果的持續，但對非物質層面作用并不明顯。胡原等發現精準扶貧政策對農村貧困勞動力產生了顯著的正向主觀福利效應。
   行政區劃設立和政府財政結構對地方經濟發展具有顯著影響。高開娟等發現撤縣設區通過集聚經濟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而促進創新。王書斌借助區域經濟干預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研究范式，發現扶貧開發政策能夠顯著促進企業資本增長，但當貧困地區與周邊地區經濟差距較大時促進作用有所減弱。姚東旻等研究發現主官任期變動對于不同類型的財政支出結構變化影響存在差異，對經濟建設類指標投入較大而科教文衛支出投入較少。陳姍姍等采用單期補償契約策略和博弈論原理研究證實了地方政府過度負債是PPP項目異化成為明股實債的主要原因。龔鋒等發現稅收分成對地方政府財政努力的作用存在門檻效用，地方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收入達到門檻值后會扭曲稅收分成的激勵效果。詹新宇等發現地方政府經濟競爭程度與其轄區企業實際稅負呈負向變動關系。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
   （一）創新與發展
   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自然成為經濟學者們關注的焦點。王勇等通過構建一個異質性產業的內生增長模型，發現當產業的資本密集度接近經濟體稟賦結構時，產業更符合比較優勢，更利于創新。吳華英等將熊彼特創新分類納入包含產品市場和勞動市場的總量分析框架，發現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遷是在創新驅動下的兩個經濟現象，二者同步出現、相伴相生。陳長石等發現國家高新區影響城市技術創新的政策效果存在區域異質性，只在東部和中部城市通過促進技術型創業與城市空間結構集聚水平而對其技術創新產生顯著促進作用。李磊等借助“兩化融合試驗區”的準自然實驗分析了信息化對創新的正面影響渠道。師博等發現我國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對創新產生了顯著的激勵效應。錢雪松等以中國2009年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出臺為準自然實驗驗證了產業政策沖擊在促進企業創新產出的同時降低了企業研發效率。楊光發現企業設立國家級技術中心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補貼，增加研發支出進而促進創新。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如何立足當下，挖掘我國經濟發展的本質特征值得經濟學者們進行深入研究。石明明等論證了不同歷史階段國有經濟收縮、擴張以及國資監管體制改革的內在邏輯，認為應將國企改革的本質還原為市場體系改革，并從市場體系整體改革的頂層設計高度予以推進。程名望等發現市場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在東部地區得以體現，在中、西部地區貢獻力還不足。Chen發現只有在技術轉化效率高的情況下，施行以產出為導向的補貼政策才可以實現糧食安全和環境保護的目標。楊長江等驗證了中國內部存在著“賓大效應”，即收入與價格水平正相關，生產性服務業生產率及其勞動人口集聚是其主要原因。Yang等發現行業競爭會對中國企業創新活動產生負面影響。劉毓蕓等發現方言壁壘不僅顯著降低了相鄰兩縣所擁有的產業及其結構的相似程度，而且顯著降低了兩縣主打行業成為產業鏈上下游行業的概率。
   目前大量僵尸企業“僵而不死”的問題日漸凸顯，引起了經濟學者們的注意。戴蕓等構建TFPFNCHK新標準用于識別僵尸企業，證實了TFP低下是“僵尸企業”兩大表面特征（存在信貸補貼和實際利潤虧損）的根本原因。李旭超等通過應付賬款占比識別債務支付拖欠，發現僵尸企業主要拖欠了上游民營企業賬款，其債務支付拖欠通過融資約束機制損害民營企業效率。
   （二）資源配置與全要素生產率
   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研究如何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十分必要。陳邱惠等發現地方政府為促進經濟增長所采取的稅收優惠政策往往不能惠及地區內所有企業，使得增長目標在促進地區產出增長的同時惡化了資源配置。李小克等在時變產出彈性CD生產函數中引入偏向性技術進步，發現偏向性技術進步情境下TFP增長率等于產出增長率與要素邊際產出增長率之和。羅知等發現環境規制能顯著促進地區銀行分支機構的增加。楊汝岱等發現，全國整體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呈上升趨勢，中間品投入對農業生產越來越重要，農業生產資源配置效率逐年改善。張鐘文等發現行業資源錯配對總體經濟TFP的影響占3085%，其中資源再配置效率的行業來源于農林牧漁業和房地產業。史亞雅等發現商業模式創新可以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來助推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田磊等將擴展的Hopenhayn（1992）企業進入退出模塊嵌入包含政府部門的RBC模型，分析發現削減在位企業的稅費能夠促進市場競爭，降低進入費用能夠顯著強化市場選擇效應，二者協調推進可有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和總產出。
   （三）土地制度
   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土地作為產業發展的生產要素和基本載體，其供給結構勢必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如何推進土地供給側改革、適應中國經濟增速“換擋”的新常態，是經濟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陳金至等通過在包含不同類型土地供給的DSGE模型中嵌入地方政府土地出讓和土地抵押行為，分析了當前我國土地市場供給結構性變動所引發的政府債務和房價上漲問題。吳海軍等發現地方政府會依據自身地理稟賦對不同用途的土地采取差異化市場化改革策略。仲深等發現我國城市集聚經濟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但土地價格的不斷膨脹又抑制了城市集聚經濟的發展。周澤宇等發現目前農村在自由流轉基礎上進行的土地資源再配置所產生的農業生產率流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鄉二元結構下勞動力外流引致，反映城鄉差距的各個因素較強解釋了農村家戶福利水平差異。毛捷等發現財政壓力是造成土地出讓收入規模持續擴大的重要原因。傅春楊等發現中央政府需要根據地方生產效率和土地要素稟賦制定各地區土地配置的總體規劃。吳淑萍發現“經濟激勵”、“晉升激勵”和“穩地價”的政治壓力推高了地方政府計劃供應的土地數量。汪德華等提出中國式土地分權概念和城市土地分權指數的構造方法，實證發現設區的市政府會通過下放、授權等方式將部分土地出讓審批權給下屬區政府行使，而土地分權會在自主發展權、土地財政分配、土地市場結構等方面對城市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三、微觀理論與政策
   （一）政府與市場
   經濟的持續增長離不開黨和政府的合理規劃、強有力的科學指導以及對經濟結構的深入調整。韋欣等發現老區重組的行政區劃調整通過淘汰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顯著地改善了企業總體的全要素生產率，但行政區劃調整并不能顯著提升地級市的GDP與財政收入水平，發生調整的區縣通過獲得更多的土地出讓金只對其財政收入產生短期效果。杜聰等運用地理特征工具變量識別了2005—2013年容積率規制對中國城市經濟增長的負向效應，其效應大小與人口規模、制造業部門占比有關。馬雙等發現最低工資標準上漲顯著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普蓂喆等通過構建一個考慮社會福利動態最優的小麥市場模型，分析發現取消托市、降低托市價格和補貼生產者均會不同程度沖擊市場穩定、農民收益和糧食安全。陳斌開等發現土地流轉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土地流轉率與土地產權保護力度有關，而只有當經營土地面積足夠大時，土地流轉才能提高農業生產率。Lin等發現合作會員制提供的機械栽培和優質種子服務對水稻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了正面影響。
   市場作為一只“看不見的手”，時時刻刻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對市場的特征和市場參與者的行為研究能夠為市場的健康運行指引方向。曲創等注意到互聯網平臺中存在區別于線下市場的消費者有序搜尋，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Heckman兩階段模型分析發現排序位置對商家策略性價格變動幅度和傾向的影響呈“倒U型”關系。王麒植等發現平臺營銷活動促進了消費者線上線下流動，使得市場競爭更加有效，但由于外溢性的存在，致使平臺營銷活動面臨效率困境。王世強等基于數字經濟市場特征分析發現，歧視性定價可導致企業惡性競爭，損害社會福利，認為非歧視性均一定價是市場質量水平達到社會最優的定價方式。薛紹杰等發現掛牌更易產生共謀，而當共謀存在時，拍賣的出讓價格更高。田柳等在搜尋和委托代理框架下構建社會信任影響企業家精神的理論模型，結果顯示，社會信任基本上會正向影響地區的企業家精神，其主要影響的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兩者表現為“倒U型”關系。
   （二）稅收及其經濟效應
   近年來，伴隨著營改增、個人所得稅改革、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更大規模減稅降費等一系列重大稅收改革舉措的落地，市場活力被有力激發，促進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一些學者從企業角度考察相關稅收政策的影響。劉沖等驗證了稅收政策存在類似于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渠道，即稅率下降促使銀行充實資本、提高資本質量，支持了信貸擴張。王春元發現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在企業面臨融資約束時，大企業更偏向選擇稅收優惠政策，而中小企業則偏愛選擇財政補貼政策。巫強等發現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主要通過增加研發經費投入和科技人員投入這兩個渠道提高了企業全要素生產。姚東旻等發現在增值稅框架下存在拉斐爾曲線，稅率與勞動需求之間呈現顯著的負向關系。趙穎等發現始于2010年的所得稅減半征收政策顯著降低了限額以下小微企業實際所得稅負，但對企業存活和進入影響較小。莊佳強等測算了2008年以來中國各行業的企業所得稅邊際有效稅率，發現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的下調并不必然帶來邊際有效稅率同等幅度的下降，并且行業投資的有效邊際稅率敏感性顯著持續為負。才國偉等發現稅改政策激勵了企業減少現金持有用以購買更多的理財產品，從而促進了理財市場的發展。
   也有學者從消費者角度出發考察相關稅收政策的影響。余航等從增值稅入手分析發現消費型增值稅改革疊加產業升級產生的長期效應解釋了增值稅與增加值彈性快速下行對稅收“超速增長”結束的助推作用，其中由“出口退稅+進出口”波動引起的增速關系波動解釋了彈性的部分變動。趙達等發現忽略家庭預期將會導致減稅效應低估，稅收減免只在短期提高家庭消費，并且政策邊際消費傾向更多地隨著減稅率（而非收入水平或者流動率）增加而單調遞減。Luo等采用代際交疊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對稅收構成的影響。
   （三）公司治理
   在新常態下，推動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十分關鍵。王紅建等將Hayek（1945）當地信息優勢理論和Jensen & Meckling（1992）授權理論納入統一分析框架，研究發現審批制度松綁將顯著提升企業投資靈活性，抑制同地區企業間的投資追隨效應。熊艷等發現我國IPO審批過程中存在的“關系”現象增加了IPO批準概率，但這種增加會被負面媒體報道所抑制。李青原等發現征收排污費有助于倒逼企業開展更多研發創新活動，而給予環保補助卻對企業的研發創新產生擠出效應。Su等發現政府直接購買可以提高股票價值，并具有溢出效應，能夠緩解市場層面的傳染。鄒靜嫻等發現最低工資會通過“要素替代”和“盈利預期”效應影響企業杠桿率。
   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對企業的行為決策研究一直以來備受經濟學者們的關注。楊威等以錨定比率（RPR）指標衡量事前股價高估水平，發現股價高估有助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但股價壓力會使管理層加大資本支出，進而不利于企業創新。陳文哲等構建了一個序貫博弈模型，分析發現在我國業績型激勵條件下，限制性股票更易受到代理問題嚴重、投資風險較大、股價信息含量低的企業或高管權力大的企業的青睞。Hana等發現公司的利益相關者取向減少了貸款締約方之間信息不對稱方面潛在的資產置換或其他類似的轉移，從而降低事后契約違反概率。張新一等發現上市公司的分紅與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之間存在替代關系，而凈資產收益率考核使得公司管理層在推動分紅時存在一定的動機異化。甄紅線等發現，會計信息質量能夠顯著降低公司系統風險，并探討了其效應影響因素和影響路徑。楊國超等發現高鐵通車能顯著提高地區市場可達性，從而提高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分析師關注度和分析師實地調研次數，進而降低企業成本粘性。
   四、金融理論與政策
   （一）宏觀金融與政策
   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間接調控的重要手段，在整個國民經濟宏觀調控體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劉建建等發現2009—2013年中國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沒有抬高CPI，但卻抬高了房價和商住用地的價格，認為Ramsey最優貨幣政策選擇是貨幣平穩擴張。袁宇菲等發現貨幣供給的正向沖擊促使政府投資增加從而對企業投資有顯著擠出作用，但對企業的融資規模沒有顯著影響。張琳等基于VAR模型、MSVAR模型以及引入準備金規則后的DSGE模型分析，發現中國所有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均有效，但盯住M2的準備金規則對“穩增長-防通脹”政策空間的擴大效果要遠大于盯住通脹的準備金規則。張佐敏發現我國經濟存在一定程度的產出粘性，產出粘性與價格粘性對政策沖擊效果的影響差異導致了宏觀經濟政策分歧。鄧燕飛等通過構建以垂直生產鏈中每個生產階段的企業定價皆存在信息粘性為特征的DSGE模型，對其產生的多條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線及其貨幣政策含義與此類模型中的多條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及其貨幣政策含義進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比較。
   在“三大攻堅戰”中，“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居首位，而金融風險作為最突出的重大風險之一，受到了經濟學者們的極大關注。潘超等通過構建帶有異質銀行部門的DSGE模型，理論分析發現央行實行前瞻性指引將有效緩釋宏觀經濟沖擊，對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實施的強監管在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水平的同時也降低了企業投資效用。崔琳等比較了統一監管和分業監管的監管投入以及帶來的社會總效用。鄧偉等發現我國借貸便利類貨幣政策創新工具發揮了數量型和價格型工具的雙重效果，對于引導資金合理流向、抑制企業金融化、防止金融體系發生系統性風險具有積極作用。郭長林等發現寬松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刺激效應大于對實際債務的推升效應，最終導致宏觀杠桿率下降。陳凌凌等通過建立信貸驅動房價泡沫模型，基于22國1975—2017年季度面板數據分析了投資者博傻投機和騎乘房價泡沫的主要影響因素以及“雙支柱”政策在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差異化效果。
   除了研究宏觀金融政策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外，還有學者從系統性風險本源出發，探究實體經濟與系統性金融風險之間的關系。黃乃靜等發現系統性金融風險對中國實體經濟沖擊的放大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銀行和房地產部門是產生放大效應的重要來源。溫興春等在一個包含金融中介的多部門DSGE模型中引入金融中介的開放，分析發現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約束、資本流動順周期的特性在金融開放下顯著提升了金融脆弱性。張天頂引入非金融企業產品多樣化熵的測量指標測量了商業銀行綜合化經營程度，結果表明綜合化經營對于我國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的影響作用具有規模依賴性。
   影子銀行是資金由正規金融體系流向非正規金融體系的主要通道，不少學者聚焦于影子銀行，探究中國式影子銀行對中國經濟和相關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侯成琪等通過構建包含商業銀行和影子銀行的基準DSGE模型分析發現，監管套利的存在弱化了僅針對商業銀行監管措施的有效性。郭曄等以資管新規后興起的新一代影子銀行——資產證券化（ABS）為例分析其風險效應，發現總體上ABS有利于降低發起銀行和銀行部門的風險水平。趙亮等基于所構建的包含“信貸配給強度”的DSGE模型推理，認為中國式影子銀行是金融體系在面對信貸配給時的“自力救濟”，對于改善民營企業融資約束具有積極意義。彭俞超等通過包含內生融資約束的兩部門模型分析發現，資管新規可以通過限制影子銀行活動短期內改善資源配置效率，但長期會因為降低其投資總量而對經濟產生抑制作用。
   （二）微觀金融與政策
   在當前我國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背景下，商業銀行一直是微觀金融領域的重要研究對象。孟慶斌等發現銀行資本監管通過信貸規模渠道和信貸結構渠道抑制僵尸企業的形成與存續。申宇等發現經濟政策不確定與銀行順周期貸款損失計提顯著正相關，銀行計提與風險處置能力負相關，而銀行在經濟政策不確定下的順周期計提，有助于銀行穩定收益、降低風險。蔣曉宇等發現高資產透明度對銀行系統性風險存在約束作用，但同業存單規模會削弱其有效性。姜世超等從商業銀行供給方角度構建了金融科技指數，結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夠通過降低金融服務成本的減貧效應和促進就業的涓滴效應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Wu等發現銀行多元化的增強能直接提升銀行的穩定性，但多元化增強所導致的效率降低也會增加銀行的風險。Jiang等基于2008—2017年全球典型商業銀行國際化水平指數值分析了商業銀行國際化水平指數的分布特征。
   家庭金融作為一個新興研究領域，越來越受到經濟學者們的重視。徐佳等發現教育程度與家庭金融的脆弱性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并且少兒和老年人口的增加會使家庭的金融脆弱性程度上升。吳錕等發現求學期間和工作期間接受的金融教育均對我國居民的金融行為具有顯著的改善作用。王新程等以捐贈型眾籌為切入點研究發現在移動網絡技術下更廣泛的信息傳播和小額捐贈改進了傳統風險分擔機制。
   （三）資本市場領域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實踐的深化，經濟學者們對資本市場展開了越來越深入的研究探索。周穎剛等比較和分析了2年期、5年期和10年期國債期貨的信息優勢及其影響因素。鄧可斌等通過百度新聞大數據提煉出產業扶持政策指標，發現產業扶持政策增加了中國上市國有企業的系統性風險，降低了民營企業的系統性風險，其政策因子對企業股票收益率具有良好的解釋作用。Yin發現對于風險厭惡者，初始稟賦較高的家庭更傾向于在未來資本收益中消除不確定性。Chang等發現霧霾帶來的負面情緒對股票凈買入量和投資者財富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洪祥駿等發現投資者具有“居安思危”的風險意識。楊海生等發現由機構投資者的有限注意而產生的對報道關注度差異，使得股市對正面報道過度反應，而對負面報道反應不足，融資制度的實施更是加重了其反應的不對稱性。卞世博等分析了管理層的答非所問與市場反應的關系，發現中小投資者的一致行動是二者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的主要原因。李少育等發現市場操縱是驅動漲跌停板的顯著因素，且投資者出于價格幻覺或者“以小博大”的賭博偏好和分析師的同向預測也會顯著增加漲跌停板的概率。Zhou等發現在經濟衰退期間開始職業生涯的基金經理會得到更高的回報，認為個人最初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經濟條件對其職業成果和決策有長期影響。張小茜等發現政府隱形擔保會降低債券發行信用利差，使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增加其投資水平，認為中央有必要加快落實解決財政分權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郝項超等發現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能夠降低使用衍生品對沖外匯風險企業的現金流波動，促進企業創新。
   投資必然伴隨風險，風險投資機構填補了傳統金融機構“信貸配給”的市場空缺，發揮價值增值職能進而促進企業成長，因此，有關風險投資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付輝等基于Fu et al.（2019）的匹配理論模型研究發現，創投雙方匹配結構會通過影響雙方各自最優努力水平，造成風險投資價值增值職能的動態異質性，進而影響風險投資的退出表現，二者呈“倒U型”關系特征。溫軍等發現通過組織替代和戰略競爭的雙重效應，中國企業從事風險投資顯著提高了自身的創新水平，該影響與企業的吸收能力、規模以及行業的競爭能力正相關。吳友等發現風險投資主要通過增值服務和監督控制兩種機制顯著促進了企業的商業化創新，但抑制了基礎性創新。
   五、國際經濟學
   （一）國際貿易與世界經濟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單個國家經濟發展與其對外貿易進程密切相關。莊嘉霖等發現一戰顯著提升了近代中國的出口規模，進而推動了民國“市”的興起，相比其他地區，貿易開放對通商口岸及其近鄰地區的城市化促進效應更強。周琢等運用投入產出表和企業層面數據核算了外資企業出口中的屬權要素增加值。鈔小靜等發現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技術擴散效應推動了對外貿易的升級，且存在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杜宇瑋通過構建異質性產品的差異化選擇模型分析發現，產品差異化類型和終端市場需求規模是影響代工企業能否實現品牌升級的重要因素。張鵬楊等發現美國對華貿易保護引發了美國實施全球性貿易保護。
   從全球價值鏈角度探討國際貿易的綜合效果是當前研究的重要主題。高宇寧等使用引力模型對就業創造與轉移進行價值鏈分解，發現由復雜價值鏈所創造的就業受距離類變量的影響幅度明顯比傳統貿易渠道和簡單價值鏈渠道更小。段玉婉等建立了全球生產網絡多國家多行業一般均衡模型，結果表明中國加入WTO通過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顯著提高了中國福利水平，提高關稅是中國應對貿易爭端的有效工具。王博等在全球價值鏈視角下構建競爭關系網絡，發現發達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競爭網絡中處于核心地位，發展中國家則主要發揮中介作用。劉慧等利用網絡分析法描繪全球自由貿易協定網絡及其動態演變，實證檢驗了自由貿易協定網絡嵌入的企業創新效應。
   （二）國際投資與跨國經營
   企業的國際投資行為對自身經營狀況和宏觀經濟產生重要影響。黃新飛等發現中國對外援助不僅在廣延邊際上提高了企業在受援國開展直接投資的可能，而且在集約邊際上增加了直接投資水平。李兵等發現美國勞動人口在進口競爭和產業轉移的雙重作用下發生跨地區轉移，中國進口產品沖擊對美國地方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較小，而美國的對華投資對其產生了顯著負面影響。胡翠等發現目的國風險下降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質量，且風險下降對商品質量存在異質性影響。劉啟仁等將企業碳排放量、內陸運輸費用、貿易方式和要素稟賦納入Eaton et al.（2011）異質性企業模型解釋“碳排放效率悖論”，分析表明企業碳排放效率與生產率呈正相關關系，但是低內陸運輸費用、加工貿易和勞動要素豐裕扭曲了中國企業的“出口選擇效應”。
   （三）金融開放與匯率制度
    國際金融市場關聯和匯率制度設計對各國國際競爭力博弈具有關鍵作用。肖瀟等發現跨境資產配置的增加、金融開放程度以及債券市場占比的提升增大了國債收益率的對外溢出效應，強化了跨境資產配置的正向影響。倪淑慧等發現增加值貿易流對使用傳統和基于增加值這兩種方法計算加總匯率情形和可貿易品行業的人民幣對外競爭力影響較小，對不可貿易品行業反映的對外競爭力產生顯著影響。鄧貴川等通過構建非對稱兩國DSGE模型分析發現，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水平不斷提高，最優貨幣政策規則下利率對通脹的反應強度不斷上升，對產出缺口的反應強度不斷下降。Hou等發現匯率硬掛鉤會大幅提高經濟周期同步性，效果并不隨著匯率制度靈活性的增加而線性下降，而對于金融開放程度高、制度質量好的國家，其下降效果更為明顯。周開國等基于篩選的全球53個股票市場月頻超額收益率截面預測因子的稀疏信號，測算了各國在全球貿易網絡和價格發現網絡中地位的差異程度。Cheng等發現由于人民幣溢價與股票波動的協方差大多為負值，且與股權偏態的協方差為正，說明人民幣不是很好的對沖工具且無法對沖股市崩盤。
   六、勞動經濟學與環境經濟學
   （一）人口及收入分配
   人口增長及其結構性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劉麗麗等發現跨省流動和跨市流動可以顯著提升流動人口的實際消費水平，主要表現為非住房支出的增長。鄧仲良發現人口短期流動受到工資效應顯著影響，城市公共服務對人口長期流動影響則更加穩健，但高房價并未有效抑制城市規模和人口流入。李明來等構建了易地扶貧搬遷工程中移民農戶與村委會的動態博弈模型，并運用陜南移民搬遷的微觀調查數據分析了信息公開影響移民幸福感的傳導路徑。劉學良等發現15—19歲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明顯超過勞動年齡人口。楊向陽等發現“老齡化”對全要素生產率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響，而“少子化”對全要素生產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劉茜楠等提出“活在當下”假說，發現戶主經歷的地震頻率顯著提升了家庭的享樂型消費，但并不影響其可支配收入和非享樂型消費。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蘇京春等構建了基于階層流動的“公平感”象限，認為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分配抉擇應遵循漸進式收斂。馬銀坡等發現教育程度較低的個體更偏向于較遠距離的跨省流動，人力資本的積累使得流動勞動力的就業收入隨著其外出流動范圍的擴大而顯著增加。邵彬濤發現開放競爭能夠提取壟斷廠商的“租金”，但會同時降低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激勵，造成社會總福利下降。潘哲文等發現我國勞動力市場目前不存在顯著的戶籍歧視問題。趙曉軍等將人力資本的異質性引入新經濟地理學的“中心-外圍”模型并進行拓展，發現市場潛能和人力資本聚集都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
   （二）教育、社會與文化
   教育年限與教育制度對經濟發展質量具有重要作用。Gang發現21世紀初農村小學大規模關閉增加了女性年總收入，而對男性總收入影響較小，這一差異與不同性別的遷移模式有關。王春超等發現城市實施的覆蓋流動人口的教育制度改革比未覆蓋流動人口的教育制度更能促進高技能人口的遷入。譚瑩等發現教育同型婚姻有助于降低我國家庭的代際收入彈性，父代教育同型婚姻有利于子代收入水平的提升，且低教育水平的同型婚姻其提升作用更為顯著。農匯福等發現中國新的反貧困戰略有助于擴大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積累，并有可能改善貧困的代際傳遞。Hu等發現管理者的海外工作經驗可以通過勞動力的國際流動來促進知識的國際溢出。
   社會交際和文化認同對個人和企業行為產生潛在影響。周從意等在國內某社交籌款公益平臺上開展大型田野實驗，結果顯示轉發配捐激勵能夠顯著提升轉發項目的概率，而捐款配捐激勵對提升捐款概率沒有明顯效果，但提高了捐款者的平均捐款金額。李彬等利用在微信中進行求助的實地實驗，發現微信網絡好友關系可以顯著提升微信群平臺上的幫助，但平臺社交行為對幫助沒有顯著影響，總體上微信社交聯系度弱于現實社交聯系度的影響。潘越等發現地區內的儒家文化氛圍越濃厚，企業的避稅程度越低，義利、奉獻、誠信和聲譽是其四條潛在的影響路徑。藍嘉俊等發現性別身份認同主要通過管理才能和社會資本兩個渠道影響企業家精神的性別差距。章平等發現移民的飲食結構更加接近來源地居民，移民的文化習得存在障礙，但移民文化習得進程會受到社會互動的影響。
   （三）環境污染與治理
   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需注重環境保護，一些學者對經濟發展政策的環境影響進行了探討。金浩等發現當縣所屬的城市本身擁有嚴格的環境規制時，撤縣設區政策有利于地級市政府的環境統籌協調治理。韓峰等發現城市建設用地錯配通過阻礙產業結構升級、抑制技術創新和弱化集聚經濟效應等機制顯著加劇了城市自身霧霾污染，且對周邊城市霧霾污染具有明顯的空間外溢效應。陳登科等發現貿易自由化主要通過技術效應而非規模效應顯著降低了企業污染排放。王營等發現高污染企業存續年限與周邊5公里范圍內居民的健康狀況呈“倒U型”關系，證實了環境污染損害居民健康的空間不公平性。張洪勝等發現《中國清潔生產促進法》通過提高企業二氧化硫處理總量和人均處理量降低了企業污染排放，但對企業新產品產值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不顯著，即未能激發波特效應。錢雪松等運用雙重差分法識別了中央環保督察與地方環保法制建設之間的因果關系。劉莉亞等發現環境行政處罰在短期內使得公司債券價格下降，長期則使得企業經營績效提高。張輝等以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帶來的外商投資為準自然實驗，發現外商投資對地區技術改進和創新活動存在激勵效果，且外商投資帶來的技術轉移機制主要體現在知識的流動性和專利引用的過程中。童健構建了綠色財稅政策與長期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發現在生產者綠色價格補貼所占比重在20%至40%之間時，環境保護稅政策對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協調發展的影響效果最佳。Wang通過建立兩階段博弈模型驗證了模型在補貼市場中估計多個代理人市場勢力的合理性。
   劉奕發現汽車共享進入對于城市空氣污染水平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Qian等分析發現限駕政策下交通流量將被轉移到其他時期（跨時間替代效應）和空間（空間替代效應），其政策的環保效果被抵消。吳敏等發現當城市榮獲全國文明城市后，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提高，但日常投入資金不足導致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降低。趙仁杰發現國家創新型城市建設能有效降低地區霧霾污染，并對地區經濟增長和企業經營績效產生正向影響。季曦等回溯了中國生態經濟學近40年的發展史，提出采取“自上而下”的學科建設和“自下而上”的理論創新雙向戰略。楊冕等基于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分析發現，省際貿易導致了健康負擔從東部沿海向內陸省份轉移。張濤等利用兩部門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發現，鮑莫爾效應驅動的結構轉型遠重要于恩格爾效應驅動的結構轉型，且最優減排政策的選擇與政策實施時的經濟結構相關。劉生龍等利用斷點回歸發現國家扶貧政策可以有效地改善貧困縣域的環境狀況。
   七、結語
   從2001年至今，中國青年學者論壇已成功舉辦19屆，論壇已經成為全國經濟學界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大的論壇之一，并成為青年經濟學者的年度學術盛宴，在中國經濟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激發了全國青年經濟學者針對中國經濟問題積極開展研究的熱情，加強了青年學者之間的交流，培養了中國經濟研究的后備力量。
   本屆論壇在如下三個方面取得突破和進展。首先，收到來自國內外青年學者論文數量創歷史新高，高達751篇，且總體論文質量也較往年有所提升，這體現了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的舉辦對我國經濟學界產生的積極影響和青年經濟學者對論壇的高度認同。其次，頒發了首屆“中國青年經濟學家獎”，給予在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中國青年學者這一極大榮譽，鼓舞和激勵我國青年經濟學者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積極貢獻智慧。第三，首次舉行了經濟學科人才培養和引進意向交流會，得到了近50家高校及科研單位、近200名青年博士的積極響應和參與，成效顯著，備受好評。